我們看到現今文化精神中的一個有趣面向：人們對生產力有著濃厚興趣，而「想做得更多」是其中一個重要支柱。人們總想做更多、更快、更強、更豐富。從表面上來看，生產力被認為是一種讓人可以擁有更多時間的工具。我們以為有效率地排列出待辦、應辦事項，就能有更多時間花在別人身上，或用來追求更有意義的事物。然而，大部分人卻只是用更多工作填滿這些多出來的時間。 工時過長，成了展現能力、領導力的正面標記。
生產力是植基於一個不斷輸出的模型，每天的每一分鐘都要有所對應，以證明我們確實有所貢獻。另一方面，創意則是一個雜亂無章的過程，需要大量瑣碎、不完整的時間，我們無法僅只透過意志力和忍耐力去控制創意，但顯然地，這也無法阻止人們繼續嘗試。人們誤以為只要加倍（或三倍）努力，創意的輸出也會等比例增加。 諷刺的是，這種喪心病狂的行為反而吸乾了我們的創意。
第一部│歷史上的工作文化
1 / 第一等人
標準化的第一等人
1900年代早期，伯利恆鋼鐵公司聘請泰勒協助改善賓州工廠的製造過程，以增加營收。泰勒提出一個理論，他認為，與其逼迫員工努力工作、延長工時，不如讓每個工人專精、熟稔某個可以像機器般不斷重複執行的特定技能，反而能獲得更好的結果。他設法把每個流程拆解至最小、最有效率的微動作。
泰勒引進「認真工作就能獲得合理薪資」的概念，工人的薪資和其產出直接相關。他對標準化的注意帶來兩個重要的見解：首先，每項任務一定有最適合完成的方法；第二，一定會有某類人最適合擔任某項工作。
對於想運用他的系統提高產出的工人，泰勒形容為「第一等人」，這個稱號賦予了以產量為評估基礎的工人們一種菁英感和道德驅策力。泰勒在無意之間為「可測量的最大產量是值得追求的道德指標」埋下種子。
可替換的人員、標準化的產出，但對於現今以創意為導向的專業人才來說，這兩者都是早已過時的觀念。然而，我們似乎還是無法擺脫工業化時代的生產觀。當你停下來仔細想想，看重創新、原創性的知識經濟，卻同時在倡導一個強調標準化的體系，真的合乎邏輯嗎？
知識經濟：創意成為一種工作技能
現代經濟體系納入了更多知識型工作，意味著創意突然一躍而起，成為高度受歡迎的特質。而彼得杜拉克是第一個發現其中不和諧的人。他提出影響知識型工作者生產力的六個重要因素：
· 界定任務的能力。
· 管理時間的自主力。
· 需要不斷創新。
· 需要不停自我學習以及教導他人。
· 著重工作成果之品質，而非數量。
· 能被組織視為資產，而非需要被減少的成本。
只不過有個問題。就如杜拉克所說：「上述這些條件（或許最後一項除外），都和體力勞動者增加生產力所需的前提恰恰相反。」
泰勒執著於拆解、測量重複性的任務，但杜拉克知道，二十一世紀工人所處的工作環境，需要他們具備策略性解決問題的能力。創意工作者在思想和工作表現上都需維持在高檔，這和為了生產線而設計出的死板系統格格不入。他獲得了以下結論：「吸引、留住最出色的知識型人才，是最基本的先決條件。」［出自《杜拉克：21世紀的管理挑戰》他是這麼說的：「了解和提高知識工作者的生產力，在已開發國家中，是『存活的必要條件』。」然而，組織並沒有去改變其系統，而是把監管生產力的責任丟給了創意人才自己。
「工作投入」現象
「工作投入」（Work Devotion）的現象：工作者被迫展現出掙扎、犧牲之舉，以證明自己對工作、對上司、對同事的全心奉獻。
「工作投入把職涯界定為一種召喚或天命，能為人們的生命帶來意義和目標，因此值得人們全心全意地付出忠誠。」她又補充說，許多人把這種想法視為理所當然，絲毫未曾注意這影響我們的思維過程、決策。高度工作投入的人不只更容易獲得升遷，同時屬下也會期待他們的工作投入程度隨著晉升而更上一層樓，於是更使這種不切實際的期待不停循環。
因而有些機構試圖引進更有彈性的工作守則，實際上卻遭遇到不少阻力。漸進式的改善政策──諸如彈性工時──和深植人心且普遍的信念之間看似相互衝突，以致於許多工作者因為顧慮他人眼光無法善用這些新政策
2 / 創意熱潮
2014年，《時代》雜誌進行一項民調，結果發現，比起聰明、有同情心、幽默感、企圖心和美貌，94％的美國人更看重創意這項特質。創意變成一股真正的文化迷戀。然而更重要的，「創意」是近年來才如此風行。在1920至1940年間，「創意」和「創造力」這兩個詞彙只零星出現在美國各類書籍中，但還不到一百年，創意就成了一個新的文獻分類，在谷歌書籍搜尋頁面中，書名中有「創意」字眼的書就有將近50萬本。創意之神：創意是天賜大禮
就如現代人所知，創意並不存在於遠古的希臘、中國或印度，在當時，創意就字詞或概念來說，都不具有任何意義，因為創意的核心，不過是一種發明或模仿的行為。並非受人尊敬的價值或人格特質。
創意人士：只有天才才有創意
一直要到文藝復興時代，甚至啟蒙時期，創意才開始和人類行為表現扯上關係。一開始，創意被視為某種少見的天賦，只在天才身上出現。
十八世紀出現了兩個大相逕庭的創意觀，為我們今日常在工作中見到的張力埋下種子。其中一邊是理性主義者，理性時期的特徵是「節制自持、秩序、邏輯、技術準確、平衡、高雅的用語、強調形式勝過內容、明確、尊嚴、合宜相稱」。理性時期和歐洲資本主義、工業主義的興起時間幾乎重合。上層階級開始購買文化商品（繪畫、雕刻、歌劇門票、詩集等），以示其身分地位有異於士商、勞動階級。 在這時期中，「獨占性」成為了關鍵字，因為「藝術家」的特色，是使藝術作品升值的因素之一。創意「天才」的概念，也是在這時期產生。
與此同時，新興的思想學派對創意提供了具決定性但全然不同的看法。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早期，浪漫主義擷取了「天生天才」的概念，並選取想像力和自由作為其內涵。浪漫主義貶抑理性，強調想像力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抨擊「創意是理性、有意識之下的選擇」的說法。浪漫主義者排除創意中的理性成分，認為創意係來自大腦的潛意識。想像力不只有轉化事物的能力，更是在世界中經驗、尋找意義的方法。
現在：從「做事」到「做人」
現在，人人都有創意。理解創意的社會與文化途徑都已成熟，並且超越個人因素的創意天分，轉而關注社會因子。創意不再屬於個人，而是集體的成果；也不再是偶然，而成為一門科學。透過創意的心理模型，以發想點子、新奇度和努力等有形產出來衡量我們的創意。這個模型告訴你，如果你沒有產出，那你就是「撞牆了」。
「創意是一種重要的經濟力量」此一論述，隨著一次又一次的研究，逐漸成為一個成熟的概念。已開發國家中以製造為本的基礎逐漸萎縮，然而創意產業不只補上，甚至超過了這個缺口。藝術、文化和創意已然準備好接受資本化洗禮。我們釋放出「創意為當代唯一美德」的訊息，創意小閣樓和不規律的工時不再為藝術家專屬，而是成為新一代創意工作者的「特權」。
3 / 大擴張和大加速
2008年金融危機：悲觀主義讓人更疲於工作
2007年的全球經濟大衰退。隨之而來的就業不確定性，以及重創經濟的穩定性和活力（2008年有43,500間企業申請破產，但2007年是28,300家，2006年則是19,700家），產生了今天仍然存在的巨大的心理效應。經濟衰退影響的範圍遠比人們想像得久遠，而其對個人和社會的持續性傷害，則被稱為「經濟傷痕」。
即便經濟衰退現象於2009年宣告結束，人們始終還是很害怕失業。儘管大眾不斷討論延後退休時間的必要性，然而對目前失業的人來說，預期自己會工作到62歲的比例下降了10％。在我們看來，這下降的比例，反映出受訪者對順利找到工作抱持著長期悲觀的態度。同時也更專注於確保自己的工作安全無虞。於是，優勢又回到聘僱者手中。受僱者試著向僱主證明自己「有價值」，由於受僱者很珍惜自己的工作，所以也較不會要求諸如彈性工時、加薪等福利，或爭取更多帶薪休假。
「大加速」和「大擴張」
經營階層在技術革命造成人力淘汰，或是景氣不佳的情況下，對勞工提出更多要求。「大加速」意指工人必須用比以往更快的速度完成被指派的工作；而「大擴張」則是指工人的職責中，被加入了更多的任務細項。同時間，這些增加的要求並未反應在薪資成長上。
勞工之所以承擔更多責任，是因為就業市場帶給他們一種難以預測的壓力所致，被裁員的危機總是如影隨形。於是，勞工需要透過犧牲，努力讓自己看起來「有價值」
即便工作場域已從生產線轉換到辦公桌前，我們還是死守一天８小時的工時，絲毫未質疑８小時工時的前提假設是否還符合現時狀況。但知識工作者的巔峰產能期其實比勞力工作者來得更短。研究顯示，知識工作者有效率的一天工時大約是６小時。
第二部│媒體塑造的工作觀
4/ 空洞的夢想
一個夢想的誕生
「美國夢」是史學家亞當斯於1931年創造出的一個詞彙。他形容美國夢是「一種社會秩序，不分男女或出生環境、位置，人人都可以完全發展出內在潛能，獲致他們應有的地位」。
美國夢的根源可以一路回溯至清教徒的意識型態。十七世紀初始，英國新教徒在宗教改革後紛紛逃到美國的新英格蘭遠避迫害。清教徒相信一個人的生活方式反映出靈魂的狀態，被揀選上天堂的人，不只應該要有好行為（例如時常常禱告、規律上教堂等），同時還應該展現出強烈的職場倫理和節儉自持的態度，這麼一來，自然而然就能累積可觀的財富。無所事事被視為一種惡行。「脫貧」不只代表物質成功，同時也反映出靈性的成功。 這種理念和工業革命的需求──時值各產業快速擴張、工廠有大量人力需求之秋──正好一拍即合。
當代美國夢：電視和媒體
在個人金融如信用卡的出現後，美國家庭能稍微在自身能力之外稍微「揮霍」一點，於是這種美國夢的樸素版詮釋很快就大大地升級了。1945年的消費信用為45億美元，到了1970年，這個數字翻了一倍，達到105美元，反映出中產階級「相信明天會更好」的心態。1940和1950年代也通過了一些重要的法案，創造出非常穩定的經濟條件和優良的工作條件。受過大學教育的戰後嬰兒潮世代，擁有薪資豐厚的工作和昂貴的品味。人們開始進入新時代：實現美國夢意味著快樂過活、享受豐裕的生活，並且賺越多錢越好。
實境節目和社群網站：除了有錢還要有名
2005年，《華盛頓郵報》發布一份民調，顯示有2/3的青少年受訪者相信，自己有一天會變得很有錢，同時，也有31％的受訪者說自己未來很可能一夕暴紅。這種急速成名的環境提供經濟『升級』的可能，大幅加深『不論出身為何，人人都能在美國出頭』的幻想。這個世代視網路為獲得名氣、認同和財富的途徑，即便經濟前景惡化，網路仍為他們創造出一個充滿機會的新平臺。
小心美國夢陰影
如果每個人都這麼相信「靠一己之力成功」的論述，那就意味著，無法獲致成功的人應該自己擔起失敗的責任。 我們都知道這並非事實，因為個人面臨現實的社經限制，會嚴重影響他力爭上游的能力，然而看到無力成功的人，我們心中不理性的一面還是會認為，那都是他們自己的問題。
5 / 白手起家的迷思
下一個巨星：白手起家２．０版
今天，科技提供最新一波的淘金機會，我們對財富的定義，已擴展到包含一種新型態的億萬富翁：這些人創立了全球性的企業和品牌，改變了人們生活的方式。這些故事符合白手起家、堅持不懈的敘事，所以才這麼對大家的胃口。這些故事具備所有正確條件：職場倫理、犧牲、掙扎、堅定的決心、獲得難以想像的物質財富。現在的名人成了新興的產業，執行長們本身就是品牌，不停向全世界的人宣揚他們的價值理念。
科技大爆炸的結果，創造出一批想利用應用程式和社群平臺成為「網紅」的新創家。「網路瘋傳」成為當今這個渴求注意力的世界中最新版的淘金熱。網紅和微型名人崛起後，也加入這個名人／創業家的生態系統。網路紅人也成功地出書、推出產品、成立品牌，再次強化「網路上人人有機會」的想法，你和成為網紅的這個終極目標間，只取決你願意付出多少努力。
做你愛做的事
2005年，賈伯斯對著滿滿一整個體育場的大學新生演說時，說出「要成就偉大的唯一方法，就是熱愛你所做的事」這句名言，他警告學生們絕不要輕易屈就。這是當今工作文化中最主流的基調，同時也密切地和美國夢相連，人們相信，如果你做自己愛做的事，付出夠多、夠久的努力，最後就會成功。
這讓成功的重擔落在個人肩上，任何不足都可歸咎於個人「渴望不足」或「努力不夠」。當工作已無法滿足人們的期待，也不如別人所說的能實現個人成就時，同樣會讓人接收到「是自己有問題」的訊息。
「做你愛做的事」是個危險的工作迷思。《做你所愛》作者宮德光形容它是「當代的非官方工作咒語」，能夠做你所愛，不被生活所迫而工作，至今仍屬於大部分菁英的特權。多虧了「做你所愛」神話，現在我們認為不熱愛自己工作的人都是因為缺乏熱情和決心。這也成為我們對自己的批評。
職場倫理和「做你所愛」聯手創造出剝削勞工的環境。提供免費服務或收取微薄報酬，已成為媒體傳播業中的新常態，每個人都努力地製作出內容，好向消費者兜售。 由於這些產業的需求量高，故不乏願意免費或收取少量報酬的人。大家開始可以接受「你不是為錢工作，而是因為自己真心誠意喜愛這份工作」這種想法。這種想法創造了另一種敘事：如果你投入勞力、做更多工作，但所獲酬勞不變甚至更少也無妨。但現實是，利用廉價勞動力賺錢，同時讓人們相信「自己很幸運，有機會做這麼『重要』的工作」的那些組織，才是真正的受益者。
「天命」的神話成為主要的當代工作迷思
從歷史上來看，工作通常被視為一份差事、職涯、天職。但找出天命的理論，都是建築在一個假設上：人人的工作都應該是他的天職。換成當代術語，尋找天職是「跟隨你的夢想」的浪漫版職涯建議，這句話發源自1990年代，在2000年代又重出江湖。
心理勵志
心靈勵志大師的存在由來已久。1936年，戴爾．卡內基在《卡內基溝通與人際關係：如何贏取友誼與影響他人》書中，為讀者描繪出一條藉由自信通往成功的道路。拿破崙．希爾於1937年出版的《思考致富》中大力宣揚正面思考，認為它是吸引財富、快樂之鑰。
心理勵志世界相信，靠著專心一致、正面積極和具象化想像，人人都能無往不利，這和新教徒相信勤奮工作是美德，能引領人通往成功的看法並無二致。不過，在這個世界裡，如果你還是無法成功，原因可能是你信得還不夠虔誠。
6/我工作，故我存在
Hustle「拼老命」已然成為新一代企業家和創意人的「行話」，用以形容為求成功而必須展現出的高水準投入。湯姆．墨克斯在其網站上為「拚老命」開闢一個專區，他說：「拚老命，就是即便你心神、體力都耗竭，還是能繼續艱苦地產出創意；拚老命，意味投入其他人不願投入的冗長工時。」
犧牲、成功和「擁有一切」
身為文化載體之一的電影，也時常反映出和生活相關、歷久不衰的基調。和職業倫理、美國夢有關的想法，也是在描繪克服種種逆境，最後獲得成功的英雄人物的大螢幕中成形。你會發現一個公式：義無反顧地工作，克服眼前如山大的挑戰。
正如電影中所描述，美國夢還有另外一面，即，若你未能成功，一定是因為不夠勤奮或有道德瑕疵。如果你真的渴望成功，這個美國夢神話告訴我們，你必須為犧牲做好準備。
我的工作，我的價值
《今日美國》報上的專欄如是說：「在美國，失業和做自己不喜歡工作的人，罹患憂鬱症的機率比其他有工作的人多兩倍。」我們在羨慕不必工作的人同時，心底其實也看不起他們。李夫和哈夫特說：「如果不工作的人很窮，那麼別人會因為他們不去找工作而蔑視他們；但如果不工作的人很有錢，那大家雖然不會說什麼，但也不會尊敬他們。」
心理治療師查爾斯．艾倫認為，工作之所以和自我價值畫上等號，是由於工作不停給予我們對社會有所貢獻的感受。不只如此，我們也會在工作中尋求歸屬感、意義。
在《不勝負荷》中，作者布莉姬．舒爾特用「比你更忙」來描述「忙碌是中產階級專業人士最終極的身分象徵」此一態度和信念。朋友或同事誇耀自己有多忙，他們覺得忙碌似乎是某種勳章，而拚命工作流下的汗水，在勳章上閃閃發光。忙碌成為辦公室內外引人重視的社交貨幣。
裝忙成為職場必備生存技能，這都得歸功於當今社會所頌揚的過載文化。研究顯示，42％的受訪者常在工作時誇大自己的職責，而60％的受訪者堅信同事根本就是在裝忙。若人覺得自己不夠忙，反而會相當焦慮且充滿罪惡感。哈瓦斯通訊社策略長提姆．馬里尼是說：「對現代人來說，閒暇時間已成為一個人『不怎麼重要』的指標。」在好久以前的曾經，一個人的財富和富裕是根據他有多少閒暇時間而定。那種日子已經是很久以前了。
幸會幸會！你是做什麼的？
「所以，你是做什麼的？」在社交場合中，人們還是以個人產出和專業貢獻，作為最初始的評價依據。我們把複雜、多層次的個人，壓縮到僅剩下一個職稱。
問「你是做什麼的」這個問題。一半是出於社交成規，一半是習慣，但我們不得不羞愧地承認，也有懶惰的成分在。畢竟，工作是最簡單的標籤，讓我們可以輕輕鬆鬆把每個人歸類到方便、易於了解的類別中。不過，這個問題的危險在於它帶有一個無聲的暗示：你的工作決定了你是什麼人。也就是說，這個問題也帶著和成功、金錢、地位相關的弦外之音
絕大多數的產創人在職涯中一定或多或少有過這種感受。當我們把自我認同和工作綁在一起，就是把自尊和自我價值放在不穩固的懸崖邊。工作表現好時，你的自我認同就堅若磐石，但要是情況不順利呢？儘管如此，人們仍堅決地把工作、產能和核心自我認同綁在一起，於是當自我肯定（安全、保障、幸福）的來源受到威脅，就陷入迷茫、沮喪或焦慮。
科技的面貌正劇烈改變，工作也可能會變成我們認不出來的樣子。如果不做好準備，懂得將自我價值、自我認同和職稱脫勾，那麼我們對即將來臨的改變就會完全措手不及。我們還是需要牢記，雖然工作是我們的一部分，但卻不是唯一的一部分。
第三部│自我認同和生理結構
7 / 有生產力的大腦
「停機」比你想的更重要
根據研究，當人們處在較緩慢的大腦活動期時，我們稱之為靜息態（resting-state networks）。根據南加州大學的研究團隊，這些大腦游離的時間對心智狀態至關重要，能幫助我們建立自我認同、處理人際互動，甚至影響內在道德感。人在發呆時，腦袋的焦點會開始從外在世界，轉向豐富多彩的內在世界，我們可以在其中探索自己的欲求、夢想、希冀，同時處理面臨的壓力和衝突。
停機時間，讓大腦有機會把注意力放在一些頗為重要的責任上：強化新學到的資訊、將重要技能從短期轉化至長期記憶。《用對腦，從此不再怕數字：學會如何學習，以及如何創意思考，解決（幾乎）所有的問題》中解釋了大腦運作的兩種模式。一種是「專注模式」，運用前額葉解決需要大量認知力和集中力的問題，比如學習、閱讀或解數學題；而處於「發散模式」中時，我們可能是在發呆、散步或做不太需要腦力的事。
根據2009年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一份研究，當我們心不在焉時，大腦中用來解決複雜問題的部分卻異常活躍。主導這項研究的克利斯多夫教授解釋道：「人在發呆時大腦其實十分活躍，甚至比我們從事例行公事時還活潑。」「發散狀態」不僅重要，而且對解決問題、提出想法和激發新創意影響重大。克利斯多夫教授建議，如果你在解決複雜的問題，卻一直沒有結果時，不妨來點轉換，改做一些更簡單的事，比方去散個步、讓大腦放空一下等。放輕鬆時你反而更可能想出絕妙的好點子，或解決客戶的問題。 我們越是逼自己增加工作生產力，產出更多解決方法、點子和創意，這些產出就可能離我們越遠。關鍵是在兩種狀態中取得平衡。
社會動態和神經領導力：生死存亡之事
對大腦來說，和其他基本需求一樣，社會需求對生存來說也很重要──同時也是一種威脅。和他人的互動是一套會如同面對威脅時，啟動戰或逃反應的基本系統，而非等到基本需求滿足後才強加在我們身上的次要系統。
《大腦工作中》作者大衛．洛克設計出一套系統，捕捉這兩種反應如何互動，以及如何在當代職場影響人類行為。他提出「ＳＣＡＲＦ模型」，說明人類社交活動由五個主要區域負責：地位（Status）、確定性（Certainty）、自主性（Autonomy）、關係（Relatedness）和公平（Fairness）。 洛克解釋：「地位，即雙方對彼此的相對重要性；確定性關乎能否預測未來；自主性讓人有掌控感；關係是和他人相處時的一種安全感，確認彼此是友而非敵；公平，則是人際間公平交換的感受。這五區域會啟動大腦『獎勵』或『威脅』的迴路（以及相關網絡）。」
當一個人覺得社會地位受威脅時（不論在工作或個人關係上），大腦就會啟動一套和遭受生命威脅時一模一樣的迴路。如果你認為自己受到公平對待，腦中啟動的迴路和收到金錢獎勵時啟動的迴路也相同。ＳＣＡＲＦ模型根據的趨避反應原則，是一種生存本能，能很快幫助我們區分來者善惡。如果我們判斷來者為善，那就可以靠近、接觸，倘若來者不善，我們就會逃開。
這些反應對我們認知、做決策、處理壓力、維持動力、合作等有非常重大的影響。如果你和同事爭吵，或覺得遭受管理階層不公對待，工作缺乏保障，那麼你就會啟動威脅反應模式，這麼一來，便嚴重地影響創意和生產力。
都是感覺惹的禍：情緒偏誤和決策
壓抑情緒的代價
當代工作文化常規之一，就是不可以將情緒帶到工作場合中。希望人可以像他們操作的機器般有效率、可信賴，然而這是不切實際的期待。我們無法像用想得這麼簡單，在打卡上班時一併把情緒留在門口。
壓抑情緒需要力氣，大腦得要從前額葉（負責分析思考、解決問題的部分）調撥精力。大腦前額葉皮質的能量有限，所以，如果把這些精力用來壓抑情緒，剩下的精力就不足以讓你做好真正該做的工作了。研究也顯示，不允許自己展露情緒只會讓情緒變得更強烈，同時也很可能導致記憶力不足和情緒壓抑的結果。
一心多用是個謊言
我們以為自己很擅長一心二用，然而事實上，我們其實非常不擅長。 科學的結論是：人並不能一心多用。大腦會最佳化五種主要的心智歷程，亦即理解、決策、回溯、記憶和抑制，以幫助我們工作、解決問題或完成任務。這套系統以線性方式啟動，意思就是說，大腦得先完成一個步驟，才會進展到下一步驟。你不能跳過某個步驟。同時做兩件都需要高度專注力的事情時，你並不會如自己所以為的在一心多用，而是用極快的速度將注意力在兩件事間來回切換。即便切換的速度很快，仍不能改變切換的事實。所以，我們並不是同時在處理兩件事。這麼做只是吸乾了大腦的精力。洛克表示，在某些要求受測者一心多用的實驗中，不論受測者是哈佛企管碩士或八歲小孩，他們的認知能力都顯著降低。
如果你在需要高度專注力的兩件（或以上）任務間來回切換，就得要一段時間才能找回工作的節奏，這在米哈里．契克森米哈伊《心流：高手都在研究的最優體驗心理學》一書中已獲得證實。要完成一項困難的事，需要一段不被打擾的長時間和單一的專注力。也就是說，每次當「心流」被像是手機的通知或一封電子信件打斷，你就需要一個小時才能回到原本的專注度。 我們低估了一心二用的代價，高估了它的價值。
8 / 有創意的大腦
左右為難的研究：小Ｃ或大Ｃ
雖然今日的科學家亟欲了解創意，但和本身就是衡量產量標準的生產力相較，創意這項特質更難以被量測。在研究創意時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對創意莫衷一是的共識，說得更具體些，即該怎麼定義和測量創意。
小Ｃ：將創意視為過程
把創意視為過程的人，試著把過程拆解成數項可量測、追蹤、分析的任務。通常是讓受試者識別常用物品，例如想出迴紋針的所有用途，以量測受測者的擴散性思考能力。
不過，小Ｃ研究方法面臨到一個主要的挫折：為了測量能代表創意的擴散性思考能力，我們必須相信擴散性思考確實能合理反映出創意程度，而獲得高分也的確和高創意相關。但是，雖然擴散性思考是非常有用的技能，但它顯然未能捕捉到創意的所有精髓。
大Ｃ：將創意視為產品
其他科學家試圖衡量和理解創意，而非創意產出的過程。他們的研究通常集中在特定的人口樣本上，例如作家、藝術家、音樂家、創新者，和對特殊領域有獨特貢獻且獲認可的人。
不過，此方法的問題在於，必須為包含如此多樣化產品的創意下定義。這些不同類型的「產品」是否有共通之處，抑或我們只是試著在比較蘋果和橘子？ 創意已經成為過度使用的一個總括性詞彙，單單只用一個概念（無論賦予它多廣泛的定義），就可以讓我們捕捉到靈感火花發生時的無形魔法嗎？
9 / 工作也要幸福
幸福感能帶來更高生產力的想法，並非一直都受到廣泛認同。過去幾十年間，人們不停爭論幸福感與生產力間的關連。
幸福感被納入企業的整合過程相當令人大開眼界。根據我們在2018年中的搜尋，共有1,654筆公開招募的「幸福長」（Chief Happiness Officer）職缺，這個職稱由Google的軟體工程師陳一鳴發明，後來他也成為公司官派的「快樂好夥伴」。他受佛教僧侶馬修．李卡德啟發，相信關注於憐憫心的靜心能帶來轉變的力量。
但是，根據耶魯大學心理與神經科學系教授瓊．葛魯柏：把快樂視為一個目標，並且以增加快樂度為唯一目標，就長遠來看反而會讓你覺得更糟。她說：「帶著『做這些事會讓自己更快樂』的動機和期待，反而會讓人失望並且更不快樂。」
牛快樂，牛奶就會更好喝嗎？
英國華威大學經濟系教授安德魯．奧斯華最近主持一項研究，試圖找出快樂和生產力之間的關係。實驗結果，看完喜劇影片處於快樂狀態的受測者表現會提升12%。研究人員總結，在評估最適生產力的等式中，人類情感是很重要的一個考量因素和驅動力。奧斯華如是說：「像谷歌這樣的公司投入更多資源支持員工提升幸福感，因此員工的滿意度也跟著提高。對谷歌來說，在控制科學變因的情況下，員工滿意度提高了37％，這證明讓員工快樂確實會有所回報。」
《你快樂，所以你成功》作者艾瑪．賽佩拉所說，快樂和創意一樣都需要空間，不是用力就可以獲得的。她指出：「研究顯示，快樂是達致成功最快速的方式。假如，你花時間好好休息、安靜、活在當下，對自己和他人保持同理心，而不是疲於加班、筋疲力竭，反而能更有生產力，也更有抗壓性、魅力和影響力，更不用說，也會更有創意和革新力。」
快樂地充滿創意？
英國肯特大學（University of Kent）和薩塞克斯大學（University of Sussex）的研究人員共同合作一項實驗，他們找來過去60年間，針對不同專業領域創意產出過程所做的90項研究，逐一檢視。在這些研究中，他們發現14個共同特徵：
· 積極參與和堅持不懈的態度。
· 有能力處理不確定性。
· 專門領域技能。
· 智力。
· 產出結果。
· 獨立性和自由性。
· 創新能力和情感投入。
· 原創性。
· 進步與發展性。
· 社會互動、溝通能力。
· 自發性和潛意識運作過程。
· 思考和評估能力。
· 核心價值。
· 多樣性、思維擴散性和實驗性。
每個特徵都會以不同程度交互影響創意產出過程。這14個特質是創意產出的部分元素，但並非定義。
你可能會很訝異，清單中並沒有快樂這一項。這是因為某些情況中，尤其是專注於解決問題或完成具挑戰性的困難任務時，創意工作會讓你覺得憤怒和沮喪。所謂理想的創意狀態，其實會在正面和負面情緒中來回擺盪。
10 / 工作戰士的崛起
注意！企業運動員來了
雖然職業運動員和公司職員間確實有著相似性，但兩者間仍存在重大的結構性差異。其中之一，職業運動員生涯均數為七年，而公司職員的工作年限則在四十至五十年間。運動員有長達數個月的休賽季，但一般管理人平均一年的休假時間是二至四週。運動員幾乎全年無休地訓練，但實際競賽的長度不過是一場比賽的時間。但是，人們卻預期高階主管要能連續十小時維持高檔表現。如果我們想擁有和職業運動員一樣的表現，那麼就該接受同樣的訓練──職業運動員會妥善休息，讓身體和腦袋有機會恢復。
工作成癮
自發性地自我挑戰精神、肉體極限，不論是參加內華達州沙漠極限馬拉松，或為了及時完成簡報而靠咖啡因加班一整晚，都會創造出腎上腺素高漲，讓人成癮的這種情況。
這些行為也有某些值得關切的病態性存在。許多心理學家開始視過勞為和藥癮、酒癮類似的成癮症。不過，和物質濫用不同，工作狂並不會背負任何汙名，事實上，我們的社會根本就頌揚極端的工作投入，因此，展現出工作狂行為的人反而會受到稱讚和景仰。
挪威卑爾根大學心理學家安卓森博士開發出能識別罹患工作狂症候群的指標──卑爾根工作成癮量表。此量表共有七項描述：
· 你會想著如何找出更多時間工作。
· 你會花費比預期還多的時間工作。
· 你工作，是為了降低罪惡感、焦慮、無助及憂鬱。
· 別人曾勸你減少工作量，但你不予理會。
· 如果不准你工作，會讓你很有壓力。
· 會因為工作而犧牲嗜好、休閒活動及運動。
· 工作過量使健康受影響。
如果針對四項以上的描述，你的答案是經常、總是，那麼你或許就有工作成癮的問題。
對你有幫助的自大
對1300名學生進行各種人格和創意測驗後，研究者發現，誠信─謙虛對創意有著不良影響。研究主持人北卡羅萊納大學心理系助理教授保羅．席維亞向我們保證，這不代表所有創意人都得像肯伊．威斯特或達利一樣自負。他說：「我們的研究並沒發現很重大的影響，但我們也不是說，所有創意人都是如此讓人難以忍受的傲慢自大。不過，一般來說，具高度創意成就的人，的確比較不這麼中庸、謙虛。」
具有殺傷力的自大
另一方面來說，自大也可能是創意路上的巨大絆腳石。自大過了頭，讓人失去彈性，難以接受新點子和機會。同時，自大也可能讓自我價值過度膨脹，造成各類人際關係問題，尤其當你是團隊成員或需和別人合作時更是如此。
如果有人將創意天賦、成功與個人能力連結得過於緊密，就可能將任何質疑他們的看法，視為對自身領域的侵犯。這種想法可能會導致具攻擊性的回應，包括憤怒、罷凌、貶低他人或搶占他人功勞等。最後，別人就不會再提供他改進的建議，顯而易見，最後就不可能有好結果。
不受歡迎的休閒時間
不過我們也應知道，這是個錯綜複雜的問題。從2008年金融危機帶來的破壞性影響可看到，教育程度較低的人，其休閒時間之所以增加，或許是由於非自願的因素──失業、兼職、臨時工增加、製造產業沒落等──所致。將之設定為地位問題，難免有過於簡化之嫌。
有時候，從事有趣工作的人之所以在財務需要被滿足後選擇繼續工作，純粹是因為這麼做會帶來某種社會地位和樂趣。缺乏「休閒」時間已被視為成功的重要標記
第四部│未來的工作趨勢與危機
11 / 工作倦怠症候群
面對壓力的大腦
工作倦怠一詞，是1974年德裔美籍心理師佛羅伊登伯格提出的醫學詞彙。
越來越多研究證明，無論是心理或生理上的工作倦怠，不僅真實存在，而且是嚴重衝擊人們工作方式的危險威脅。工作倦怠的症狀包括疲憊、面對增加工作需求力有未逮、憂鬱風險增加、以攻擊作為應對機制，以及認知表現、動力、創意和判斷力受損，破壞個人的情緒和生活品質，最後是令人感到絕望。
慢性壓力會讓免疫系統受損，無力保護身體。長期受壓的人體，對任何疾病的抵抗力都會更差。然而，疲憊和壓力只是症狀的一部分而已，其他還包括力竭、對事物不感興趣、覺得無聊、煩躁不安感變重、覺得不受重視、注意力不集中以及疏離感等。假如倦怠感不斷持續，最後也可能導致憂鬱症、濫用藥物和整體健康惡化等情形出現。
12 / 揭開錯誤信念的真面目
信念是怎麼產生的？
《容易相信的大腦》作者麥可．薛莫博士對理性和信念做了一個很棒的總結。他說：「我們在由家人、朋友、同事、文化和社會形成的環境中，根據各種主觀、個人、情緒、心理原因，形成一套信念系統。而這套系統形成後，我們便會運用許多適切的理由、有說服力的論證和理性解釋，來捍衛、辯解、合理化它。也就是說，先有信念，然後才會有緊跟其後的解釋。」
人會運用兩階段過程創造意義。第一階段是模式化，因為人天生就傾向於在周遭世界尋找固定模式。第二階段，則是形象化，即賦予觀察到的模式意義、目的和作用。這些有意義的模式，最後構成人們信念的基礎。模型一旦建立，我們就會四處尋找能確認這些信念的證據，如此一來，便形成不斷自我強化的正向循環。
我們創造出一套自我強化的系統，視過勞、工作投入和「拚老命」為確認自身正直、道德、努力的方法。即便你可能並未意識到這點，然而每次被忙碌淹沒時，一部分的潛意識正在強化這套系統。
如果我們將成功連結到如賈伯斯、馬斯克或祖克伯這類文化典型人物身上，那麼自然而然會下意識地模仿他們的行為，試著確保自身行為符合所謂成功的典範。
找出生活中的惡勢力和核心信念：３Ｓ法則
問問自己以下問題，仔細檢視自己的回應。你的腦袋或許會裝做若無其事，藉機哄騙你，但請相信自己的直覺，別害怕挖得更深。
· 我和朋友會怎麼談論工作？
· 工作給我什麼感覺？
· 恐懼和競爭感在我對工作的看法中扮演什麼角色？（小提示：科技常是人們潛在恐懼的投射對象）
· 若有，工作到底帶給我什麼意義？（小提示：答案沒有對錯之分。） 回到我選擇工作的當時，是什麼讓我做出如此選擇？我原本想做什麼工作或達到什麼目標？和我現在正在做的工作有什麼不同嗎？
· 我怎麼向外界呈現專業身分？這讓我有什麼感覺？
· 我所定義的成功是？
· 我用什麼方式溝通、傳達我的職場倫理？我是從哪學到這些方法？
· 在我身處的職場中有哪些行為是受讚許和會受到獎勵的？
在尋找這些徵象的過程中，我們被迫面對自我和虛榮心、想在同儕中擁有地位、受認可的渴望，以及社會定義的成功所帶來的壓力。重點是，我們有選擇的自由，我們可以挑戰自己的專業目標，釐清自己追求這個目標的原因。我們真的想要嗎？或只是因為覺得自己應該這麼做？
辨認核心和自限性信念
人人都有核心信念，而且也都可能和我們想擁有的生活彼此衝突。這稱為自限性信念。你的核心信念決定了長期的行為。你或許可以用意志力強逼自己改變一陣子，但在潛在核心信念沒有改變的情況下，最後還是會回到自認為正確的行為模式。
以下是一些自我限制性信念，通常來自家人、朋友，以及在工作、考察、簡報時遇見的客戶：
· 如果我休息，工作進度就會落後。
· 想賺錢就不可以停止工作。
· 成功是為不停賣命的人所準備。
· 對我來說，工作是最重要的。
· 我很不擅長管錢。
· 我要換工作已經太老了。
· 工作很困難，而且充滿壓力。
· 我的同事不欣賞我。
· 只有我在乎這個專案。
· 做我喜愛的工作是不可能賺錢的。
· 我的表現要受到認可的唯一方法，就是超時工作。
· 只有晨型人才可能把事情做好。
· 只要有錢我就會很開心。
一旦辨識出核心信念，你就可以創造出另一個信念取而代之，並且藉著微小的行動加強新信念。例如：我相信休息對提升我的表現是必要的。說出來，同時刻意以行動配合
組織信念 vs. 組織文化
不舒服的感受通常代表我們不想面對一些事實。但是，我們需要面對事實才能超越這些限制。出現意想不到的反應正代表你問了正確的問題，特別是當你和同事或朋友討論時更是如此。
有些人還沒準備好處理這些問題，那也沒關係。最重要的是確保將自身健康擺在優先位置。並不是你得說服別人做這或做那，而是要提高自己的意識感。假如有人對你的改變表示出不舒服，那也不關你的事。 記著，你幾乎不可能只靠提出證據和研究結果改變別人的想法，特別當你的對手是難纏的核心信念。
13 / AI人工智慧、共享經濟與零工經濟
人工智慧和白領科技：混亂的現在
首先，我們需要認知到，科技革新會衝擊所有創意產業。大家卻只想到自動駕駛汽車和生產線上的機器人。他們預見得到製造業、物流業、零售業會大受衝擊，但多數人都覺得科技革新只會影響藍領階層的人。
雖然創意自動化目前尚未如生產線自動化這麼先進，但它的確正在發展中，而且也被運用於為數不少的創意工作上，從律師到醫師，作家到藝術家，無一倖免。此時（以及很可能不遠的以後），人工智慧暫時還無法全然取代人類。但是，考慮到此一領域的發展呈幾何倍數的速率成長，我們顯然不能假定情況會一直這樣保持下去。
以法律專業來看，人工智慧演算法可以分析、比較資料庫中相似的合約、案件內容，抓出相關的語言，創造新的合約，而這一切只要幾秒鐘就可完成。機器能審視堆積如山的文件，掃描出相關的日期和關鍵字。即便更高階層的法律分析也無法倖免於難。
同樣的分析技巧也可運用在需要處理大量資訊的產業。運用大數據、預測性分析工具判讀股市和投資標的與機會的演算法，現在成了財務分析師和顧問的競爭對象。
醫學領域也感受得到新技術的衝擊，複雜的機器和演算法創造出各種新方法，能為病患提供更準確的診斷。
2016年，一本由人工智慧軟體（加上一批人類工程師）寫出來的小說《電腦也會寫小說的那天》問世，而且還通過知名日本文學獎初審。在初審時，評審採用不知作者是誰的「盲讀」法篩選，避免先入為主地受作者影響。當下，已經出現能創造藝術作品、作曲、寫詩，甚至想出新食譜的演算法。隨著科技進步，創意已經不再為人類獨享。
零工經濟：化成碎片的美國夢
人們倡導「我自己的執行長」或「個人的執行長」的概念，認為這是對失業焦慮的解答。零工經濟的興起正是其證明。這種想法畫出了一塊大餅──當自己的老闆、決定自己的行程、選擇自己的客戶。白手起家的故事除了予人深刻印象外，更強化物質財富具備直接展現個人毅力、衝勁的道德意味。
不過，這種迷思也有另一個面向，微型執行長的興起，反而剝奪了人們為自己爭取更好福利的集體權利，而他們通常在傳統政府組織外運作，因此也無法獲取醫療保險或其他資源。在人們想要相信這種光鮮亮麗的自體經濟神話同時，忽略了其實我們正創造出一種工資無法養活自己的新型工作。
根據最近一份調查報告，大部分Uber和Lyft司機，淨所得才勉強達到基本工資而已。另一項由麻省理工學院能源環境政策研究中心進行的研究指出，收入中等的Uber司機時薪是8.55美元，四一％的受訪者所得比全國最低工資還少，而有4 ％的人是賠錢在做。
14 / 不工作的世界
在過去，工作事關生存，是為了有東西吃、有地方住的「不得不」。隨著知識經濟興起、發展，在可適應科技和新商業模式推動下，人們開始期待為自我認同、價值觀和自我價值等更微妙，但和食物、遮風避雨處同等重要的事物工作。工作演變成自我實現的追求。我們在職場中的掙扎彷彿是現代版的成年禮，表示我們終於長大成熟。
雖然如今動盪不安的經濟情況已無法支撐這些理想。而雖然搖搖欲墜的各種組織已無法提供我們穩定、安全的財務未來，這些理想仍將持續下去。根本成因有兩方面：其一，科技進步將超越人們的控制；其二，在第四次工業革命發展過程中，我們對工作的信念和價值觀持續累積，更難適應必然會發生的新技術發展。
我們將生產力的責任攬在自己身上，同樣地，我們也認為需要對自己的就業能力負責，即便這無關乎我們多努力，也無關技能如何，而是因為根本就沒有工作可做。我們把工作神化為道德和地位的指標，然而，這套系統現在卻不斷讓人失望。
多數人在潛意識中仍然相信，「有工作」就代表擁有安全感和自我價值。正在發生的這一切，不僅是具破壞性的一個階段，它將永久撕裂我們對世界的認識。
狗屁工作和無用階級的出現
知名歷史學家哈拉瑞在《人類大命運：從智人到神人》也談到此一問題。書中探索了數個科技未來中可能會出現的情況。正面來說，科技能助人克服身體上的限制和疾病、老化、氣候變遷等問題，讓人成為如神人般的存在。反面來說，我們將未來置於人工智慧和演算法手中，最後無可避免地讓人類失去經濟價值，使哈拉瑞口中的「無用階級」興起。
隨著就業市場淘汰越來越多人，以及像是大學等這些存在以久的機構難以跟上科技腳步，數以億計的人會發現自己已不適合領固定薪水的工作，哈拉瑞認為這是人類有史以來所面臨最具毀滅性的危機。他特意選擇「無用」一辭，是為了反映現存價值體系，而非個人價值。
假如個人價值全由對體系的經濟貢獻決定，那當人再也沒有賺錢、貢獻的能力時，又會如何？對格雷伯來說，該採取的第一步很明顯。他在接受Vox網站訪問時表示：「我們需要改變看重的事物。」他要大家試著去挑戰「工作是唯一能為社會貢獻具體價值的方法」的概念。「假如我們能好好讓科技代替人類去做很多必要的工作，把人的工時減少；假如我們花更多時間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而不是坐在辦公室，一週裝忙四十個小時，又會如何？」他提出許多不見得能獲得經濟報償，但能貢獻一己之力予社會的方式，例如當義工、看護工、家庭主婦或主夫等，這些勞力工作不會反映在國內生產毛額上，導致喜歡量化的人看不見他們的付出。
我們太快為失業者貼上懶惰、缺乏道德和生產力的標籤。
心理學家認為失業，特別是高成就者失業，是一種「創傷性的心理狀態」。然而，這種創傷很快就會變得令人熟悉。2017年在杜拜舉行的世界政府高峰會上，馬斯克表示：「該如何應對普遍失業狀態，將成為重大的社會挑戰。人類做得比機器人好的工作會越來越少。當然，我並不希望這些事發生，但我認為，這些情況很快就會出現。」
後工作社會，無條件基本收入或可成為解方？
有些後工作主義倡導者主張無條件基本收入，儘管它存在爭議，但左派（認為此為消弭不平等的方法）和右派（認為是有效率的福利系統）的政治人物皆表態支持。
所謂無條件基本收入，即國家的合法居民，不論是否受僱，也不需證明求職意願，都可月領固定金額。這個政策不但可以使人人都有安全感，特別對時常變換工作或工時不固定的人來說，也更有穩定感，同時也不致於影響他們對於福利的運用。
支持者認為，基本收入制讓人有餘裕去做讓自己開心的事，並且給人一個目標。而反對者則堅持，基本收入會重挫經濟，指其為「烏托邦式的幻想，不過是在有錢人身上浪費公帑」，認為這是企業極權主義。不過，別讓這些爭論模糊了焦點，現階段要達成任何具體結論都還太早。
對基本收入制的各種爭論，其核心是出於本能的深沉恐懼：害怕把工作和財務脫勾，以及害怕失業本身。
無限成長是張空頭支票
現在我們生存的環境，很明顯在空間、自然資源，甚至是人力資本上，都變得極為有限。我們幾乎不可能繼續靠投入更多或發展新產業，來因應目前的社會變局，更何況，考量到有如此多的人早已沒工作可作，這麼多東西要賣給誰呢？ 即便真的有新型態工作，那些流離失所的工人也不可能符合新工作的要求。雖然新的機會出現，然而也僅有擁有社經特權的人有能力適應、學習新科技。
（本文為「老查讀家私房筆記」之刪節版，字數約為完整筆記內容之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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